城市规模和布局与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针对不同区域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需求，规划需要采用精准分析、适应布局和动态评估的技术手段，以实现城市的合理布局和持续优化。这需要全面了解并认识、尊重、顺应自然、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做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分析空间的生态本底与资源约束。我国多样化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城乡规划学科对生态本底和资源约束分析的必要性。因此，应建构从自然本底精准分析，到适应性城镇空间布局的规划方法[9]。《京津冀城乡规划(2016-2030年)》针对当时京津冀区域大气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风场条件复杂等特殊难题，加强了大气、水文、环境等相关专题研究，通过“以水定人、以地定城、以气定形”的规划布局方案，妥善处理了规划建设与生态安全的矛盾。在国家尺度的规划实践中，从2005年《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适宜性分析评价，到2011年出台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资源承载力评价，再到2018年规划体制改革后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技术，基于生态资源本底的分析贯穿着始终。

研究空间的风险隐患和安全挑战。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呈现极端事件频次增加，灾害连锁反应加剧，加强安全韧性成为科学规划的前提。因此，要结合全球气候变化等长周期因子开展安全风险研究，因地制宜制定建设标准谱系。初步分析表明，绿地及开敞空间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应在现状基础上提高3～5个百分点，人均绿地标准相应也提高2～3  m 2/人，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对于地质类灾害影响严重地区，应耦合“地质安全风险”和“地质承载力”分析，精准识别和划定地质类安全建设底线，为确定地质风险“避让”和地质承载“降容”的空间分布和规模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水文类灾害影响严重地区，应构建多要素耦合的洪涝风险预测模型，通过模拟极端洪涝情景，识别重要泄洪通道及缓冲空间，为避让水灾高风险区和“蓝绿灰”空间协同建设与管控提供科学支撑。

关注空间的时代需求和动力机制。我国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已经从“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企业入驻—吸引就业与人才”，转向“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这种转向既是空间要素配置变化的结果，也体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跃升。因此，创新空间的规划和研究成为热点。研究发现5 km半径是形成创新链的主要空间，如珠三角、长三角的创新圈半径分别为5.7 km和5.3 km，杭州6个5 km半径创新圈集聚了全市61%的高新生产服务企业、52%的科研院所、46%的高学历人才和43%的年轻人[10]。因此，各地围绕重大创新源、重点科创园、青年聚集地，形成混合多样的创新街区、包容共享的生活方式、灵活个性的就业选择。特别是针对年轻群体，应满足其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设置如体育公园、咖啡馆、屋顶花园、艺术街巷、音乐酒吧、漫步道，促进创新空间与各类设施的共享共用。

挖掘空间的文化禀赋和转化路径。空间包含着连续历史演进特征和多样化的地域文化特征，既需要构建系统性、整体性、延续性的传承保护格局[11]，也需要通过文化赋能，激发城市发展新动力。如，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在宏观层面重点构建区域一体、联通成网的总体空间格局，推动已纳入保护体系的运河本体和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整体保护；同时根据运河文化的地域差异性，分板块构建“运河-城镇”的传承活态空间，促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密联动。又如，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从“城市中建公园”转向“公园中建城市”，从“空间建造”转向“场景营造”，探索了城市与公园融合发展，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织相融，注重培育城市可持续发展动力和活力。